李政,杨梓樱.中职生的升学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10660名中职生的调查[J].复旦教育论坛,2023,21(01):44-53.一、问题的提出受产业发展水平、教育评价机制、社会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曾长期坚持就业导向的办学方针，向社会输送大量技能型人才。然而，近年来中等职业教育经历了从就业导向到生涯导向的转变，大量学生选择升学是这一转变最直接的体现，但关于中职走向升学教育是利还是弊存在分歧。一些学者认为，职业教育走向升学是职业教育“学术漂流”的后果，可能会伤害职业教育自身的类型特征和社会价值；也有学者并不主张将升学和职业教育对立起来，认为中职生升学是产业升级对人才学历和能力结构提出的新需求，也体现了学习者自我实现的内在需求，升学是学习者基于对人力资本投资和回报关系考量所做出的理性决策。从世界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看，提升中等职业教育学生的升学空间也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关键举措。可见，中职生毕业后是否升学既是一个主观选择的问题，也是一个受外界环境驱动和影响的决策。2021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了中等职业教育要“注重为高等职业教育输送具有扎实技术技能基础和合格文化基础的生源”，在制度层面明确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性转向。很多省份均出台了促进中职生升学的政策，一些调研结果也显示，越来越多的中职生开始选择升学而非直接就业。那么，在产业转型和新的职业教育制度环境下，我国中职生升学与否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它对我国现代职教体系完善、中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以及职教高考制度建设有何启示？本文将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回答这一问题。 二、文献综述（一）影响中职生升学的主观因素研究高等教育选择是一个主客观因素共同影响的过程，其中学生个体的主观影响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学生自身拥有的升学条件。一些研究显示，学习成绩、性别等因素会影响家庭的高等教育报考选择；职业准备充分的中职生更倾向于优先选择升学而非就业。二是学生自我感知是否具备升学的动机和能力。人力资本理论强调受教育者受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提高的驱动，愿意追求更高的教育水平。中职生的升学选择也同样会基于其对升学后的回报率的判断。这种判断主要围绕功能价值、象征价值、体验价值的组合效用展开，其中资金/时间投入是抑制中职生升学意愿生成的必要条件，“务实”的功能价值感知对中职生升学意愿影响相对更大。此外有研究也指出，中职教育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与高等教育毕业生相比存在持续性的显著劣势，这也会驱动中职生在毕业时选择升学而非就业。（二）影响中职生升学的客观因素研究除了主观层面的因素之外，客观环境也会显著影响中职生升学与否的决策。这里的客观环境主要指的是家庭因素、学校因素和政策因素。（1）家庭因素方面，家庭高等教育选择总体上是理性的，他们会从感知上进行“成本-收益”的比较。有研究显示，家庭的收入水平、父亲的学历和职业会显著影响高中阶段学生的升学愿望。父母对中职生的升学期望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母亲的学历期望会对高中毕业生的升学意愿产生显著影响；父母对学校质量和子女成绩的评价越高，就越期望子女继续升学，且升学期望与家庭总收入和父辈职业层级等方面存在倒U型趋势；也有研究发现农村家庭中子女数量越多，其家庭高等教育选择的意愿也会降低，同时在不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有留守经历和随迁经历的中职生升学比例与其他中职生存在差别。（2）学校因素方面，中等职业学校自身的办学质量和发展环境会影响学生未来是否选择升学，同时职业院校的营销策略和形象宣传也会影响到学生的报考行为。一些研究还指出了专业设置对高中生的升学选择的显著影响。（3）政策因素方面，一些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会刺激中学后的入学率，而学生对国家所做的“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失学”承诺的感知也会影响其升学意愿。总的来看，目前关于中职生升学影响因素的研究比较匮乏。一方面，较少有研究单独以中职生为样本进行研究，且关注的重点多为学生的高等教育选择行为，而非升学与否的行为。另一方面，一些以中职生为样本的研究仅关注个别因素，尤其是家庭因素的影响，忽略了对个体、家庭、学校、政策等多个层面的整体分析，难以统观中等职业教育学生群体升学动机的全貌。此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的基本建立，尤其是2019年职教本科和职教高考制度建设的启动，已经为职业教育的升学环境带来了本质上的改变，各地区也开始着手探索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职业教育升学制度和学校体系，这些政策变量尚未被纳入已有的研究之中。基于此，本研究拟通过构建更为全面系统的分析框架，梳理和分析影响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升学与否的因素。本研究的创新点如下：（1）统筹考虑家庭、学校、个体和政策四个层面的联动影响，整体分析影响中职生升学与否的因素，为协同发挥家庭、学校和政府促进中职生生涯发展的合力提供政策建议；（2）以学生对省域考试招生政策的感知和认同为测量指标，把政策因素纳入到了升学影响的因素中，突出近年来密集出台的各类职业教育政策对学生升学决策的影响；（3）本研究还为省域层面构建适应省情的职教高考制度提供了政策建议。 三、研究设计（一）分析框架学生是否接受高等教育，以及接受何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是一个嵌入式、整体性的决策过程。佩纳（Perna L W）认为学生的高等教育选择由以下四个背景因素决定：学生习惯、组织和社区背景、高等教育背景，以及社会、经济和政策背景。基于佩纳的高等教育选择分析模型，结合已有研究结果，本研究构建了中职生升学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该框架将所有因素划分为四个类型：（1）个体因素，即学习者主要的生理特点、认知特点及其中职阶段的学习特点；（2）家庭因素，主要指的是家庭经济社会地位，以及家庭成员的影响；（3）学校因素，主要指的是中职校的基本属性，以及学校内部因素对学生产生的影响；（4）政策因素，主要指的是学生获取、感知到的各类政策信息。（二）测量工具本研究采用自编问卷《中职生升学情况调查问卷》。该问卷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个人与家庭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年级、父母职业、父母学历等；第二部分为升学意愿调查，主要包括升学与否、升学或不升学的原因、升学路径选择、报考意向及原因等；第三部分为学生的学习特征调查，包括专业承诺、学习兴趣和学习自我效能感；第四部分为政策感知，即被研究群体对于相关政策的了解程度与认可程度。其中，学习兴趣和学习自我效能感的题项设计参照了何娟编制的学业兴趣和自我效能感问卷，专业承诺的题项设计参照了许长勇编制的大学生专业承诺量表，并结合中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做了修订。问卷在正式发放前对1023位中职生中进行了试测，并采用克朗巴哈系数（ɑ）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对问卷进行了信效度检测，修订后的问卷信效度均合格（表1）。由于问卷中包含的变量较多，需要考虑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通过计算两两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各个系数的方差膨胀因子发现：“籍贯”和“学校所在市”之间存在较强的多重共线性（相关系数=0.94,VF>10），结合研究需求，删除“籍贯”这一变量。正式问卷的变量情况如表2所示。除以上自变量外，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地域层面的特征变量会对中职生升学意愿产生影响，如当地劳动力市场平均工资水平、生活成本、教育观念、社会经济制度与历史文化传统等。为尽可能地消除这些地域层面的未观测变量对估计结果可能产生的偏估影响，我们在模型中还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三）数据收集与模型本研究基于分层和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在全国部分省份（以江苏、上海和四川为主）的各市（区）中随机抽取若干中职学校开展问卷调查。之所以将上述三省作为问卷发放重点，是因为三省均在近三年内启动了较大幅度的职业教育考试升学制度改革，例如近三年三省分别颁布了《四川省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面向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考试招生实施方案》《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业水平评价实施办法》等文件，对本省职教高考改革方向、中职生升学路径及招生制度、考试内容与方式等均做了新规定。调查对象为中职校的二三年级学生，做这一规定的原因主要是前期预调研发现一年级学生尚未在升学问题上具有成熟的判断条件和心理准备。共收集到问卷10711份，其中有效问卷10660份，有效率为99.5%。样本基本情况如表3所示。